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婚姻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复杂集合体，不仅折射着社会变迁，同时影响到社会的结构形态。而这一时期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，更带来了生育状况的变化。201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如下特点： 

　　一、婚姻状态更趋稳定 

　　“十二五”时期，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，全市常住人口婚姻状况[1]构成发生一定变化，呈现出较高、较普遍的稳定态势。一是有配偶人群所占比重提高，从2010年的68.1%上升到2015年的76.4%。二是未婚人群比重下降，从2010年的26.2%下降到2015年的17.2%。三是离婚和丧偶人群比重微弱上升，2015年分别为2.1%和4.3%，比2010年分别上升0.2个和0.5个百分点。 

　　二、男性未婚比例较高，女性离婚、丧偶比例较高 

　　分性别看，全市男性和女性人口的婚姻状况有所不同。男性的未婚比例高，反映了相对于女性，有更多的男性选择推迟结婚。而女性的离婚比例相对较高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社会女性“再婚难”的现状；丧偶比例也相对较高，这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有直接关系。 

　　三、城市“大龄未婚”[2]女性现象更加突出 

　　调查显示，2015年“大龄未婚”群体的主要特点依旧是男多女少，男性占大龄未婚群体的55%。但男女差距明显缩小，目前“大龄未婚”男性为女性的1.2倍，即每6个“大龄未婚”男性对应着5个“大龄未婚”女性，5年前这一比例为6：4。 

　　城乡和受教育程度呈现两极分化趋势，男女存在“错位”，尤其在城镇女高男低、“甲女丁男”的现象较为突出，城镇高知“大龄剩女”现象突出。数据显示，大龄未婚女性绝大部分集中在城镇（92.5%），城镇大龄未婚女性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比重达到81.1%。而大龄未婚男性更多地集中在农村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重达53.7%。 

　　四、“单独二孩”政策羊年遇冷 

　　2015年，全市常住人口出生有所下降，与2014年“单独二孩”政策放开后出生增加相比，当年出生人口数为17.2万人，比上年减少3.6万人，出生率为7.96‰，比上年下降1.8个千分点，为“十二五”期间最低水平。 

　　2011-2014年，受人口年龄结构、生育政策影响，常住出生人口逐年增加，出生率稳中有升。2015年，受传统属相偏好影响，有些家庭不希望羊年生育，导致出生人口有所下降。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以及生育猴宝宝等因素叠加，预计未来出生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。   

　　五、生育率明显上升，生育水平将进一步提高 

　　2015年全市常住人口的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[3]为30.5‰，与2010年的22.6‰相比，上升7.9个千分点。五年间，总和生育率[4]由2010年的0.71上升到2015年的0.86，平均每名育龄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个数由0.71个增加到0.86个，仍处于低生育水平。 

　　随着生育政策由“单独二孩”到“全面二孩”的调整，生育势能会逐渐释放，我市的生育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。调查显示，育龄妇女中，夫妇均为非独生子女的比重为71.5%，这部分人群中，曾经有过一次生育且年龄在29-39岁的比重为38.6%，他们将是未来新增的生育群体。